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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经历及人生杂忆

2012-4-19 10:38| 发布者: Saiu| 查看: 1663| 评论: 0|原作者: 陈涛老师

摘要: 1948年2月18日上午9时许,我降生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我的外祖父家。因为父母都是家中老大,所以我也理所当然地成为这一辈中的老大。这天是阴历的正月初九,是传说中玉皇大帝的生日(算命者所言,经落实,道教 ...

1948218上午9时许,我降生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我的外祖父家。因为父母都是家中老大,所以我也理所当然地成为这一辈中的老大。这天是阴历的正月初九,是传说中玉皇大帝的生日(算命者所言,经落实,道教中确有此说),所以,我的出生令外祖父一家特别地高兴。

 

外祖父从小失怙,9岁就从苏北到上海做学徒。此时的他正经营着一个小的布店,家里生活应该无衣食之忧。

 

他的家位于上海黄浦区福建南路85弄,一个名叫“中华里”的弄堂。今天,它的北边紧贴着延安东路,南边紧贴着金陵东路,离东边的外滩、东南的城隍庙和豫园、西边的大世界、北边的福州路和南京路都不算远,一直是个很繁华、很热闹的地方。

 

受老人的宠爱,我在那里度过了自己幸福的童年。据大人们说,我小的时候脾气很坏,任性而张狂,每天入夜后特别地来精神,总要大人抱着逛街,否则就会大闹不止。

 

我出生之时,父亲在天津,母亲是坐飞机回上海生的我。当时,我大舅和姨妈都是上海的“地下党”。大舅在“反压迫、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中曾一度被拘,家人保释后化名去了苏北解放区,因为在教会大学里学的是化学,解放时曾任梅林食品厂的军代表,后来陆续担任过上海合成洗涤剂厂(出“白猫”洗衣粉)厂长、上海日用化工研究所所长和中国日用化工协会的秘书长。姨妈当时是小学教员,作为地下党的交通员,小时的我曾被她抱着当工作掩护,这也许是我对革命最早的 “贡献”。

 

与母亲家不同,我父亲家境不好。他出生在江苏靖江一个较大的封建家族里,聚族而居的宅子抗战时曾被用作国民党的伤兵医院。但祖父这一支比较颓败,一直要靠亲戚们的接济才能维持。

 

父亲是家中长子。他母亲在生下他后就故去了,祖父又续娶了祖母的妹妹。新祖母待父亲如同己出,虽然她后来又陆续生了6个子女,即我的叔叔和姑姑们。其实,我最小的姑姑比我也大不了几岁。记得我在高中填社会关系的时候,她那时在江苏省跳水队当运动员。显然,父亲在家中担有更多的责任,所以他早早上学、早早就工作了。

 

父亲上的是不收学费的纺织专科学校,42年毕业后分配在天津的纱厂做技术工作。当时,他是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弟妹们上学也都要由他来供。此外,在上海念大学的大叔也得到我母亲的接济和关照。直到解放前夕,我大叔大学毕业到东北工作,家庭的担子才开始由兄弟俩分担。由于父亲的身上维系着全家人的生计,所以他一直没有参与政治,也没有参加任何的党派组织。

 

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父亲怕战争造成家庭阻隔,遂离开天津到上海与母亲团聚,当然他也因此而失业。此举直接导致几个姑姑失学,并从此参加了革命工作。直到1956年作为调干生再次入学,但后来她们都因此成为离休干部。

 

失业中的父亲经同班同学的介绍到广州筹建一个新的纱厂,该厂的全部设备准备从英国引进。介绍父亲的同学是该厂老板的女婿,父亲是他们班的两班长之一,而该老板同时也曾是父亲学校的校长。此后,随着解放军的不断南下,老板最终将纱厂建到了香港九龙,父亲也随之前往,并在厂里担任技术总负责。

 

我排行老三的弟弟于1952年在九龙出生。这个弟弟后来全家移居香港,在那里见到父亲以前的一些下属、和由他推荐接他班的人,他们大多混得很好。谈起往事,大家不禁唏嘘。他们告诉我弟弟,你父亲人很威严,一般人有点怕他。确实,我父亲个子较高,有点象朱镕基的那个味道,我在家里时也有点怕他。

 

1953年,父亲和母亲在亲戚们的动员下回到大陆,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并被安排到郑州筹建郑州国棉一厂。

 

父亲的这段经历极大地影响了他的一生。先是肃反中被重点审查,但肃反后连涨两级工资。1959年又在河南的反右扩大化中被划为“右派”,工资减掉一半,1962年旋又平反,但工资并没有补发。文化大革命初期再度隔离审查两个月,后下放车间劳动,文革后曾考虑让他进政协,最后因查出胃癌晚期而作罢。

 

父亲于19814月去世,终年62岁。他在半年多前查出癌症,但手术开腹后发现已经大面积扩散。因为幽门堵塞,此时的他已不能正常进食,医生只好为他再造了一个肠胃通道,此举使他的生命又维持了半年多的时间。

 

至今我还记得他仍活着的那个寒假,那时他做完手术、并在上海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中医治疗和恢复。我上海舅妈的姐姐是位中医,得到她的公公、一位松江名医的家传,给了他一些麝香药膏和麝香,可以在疼痛时止痛,所以他临终前还不算太痛苦。我回家见到他时,他可以正常进食,与常人没有多大差别,好像人还胖了不少。在郑州,我们全家一起去拍最后一张“全家福”。

 

寒假结束,我离家返校,那天他正在与看望他的客人谈话,急忙走出来在楼梯口与我再见。呜呼!往事历历,恍如昨日,但不见父亲已经快30年了。

 

父亲去世时,我还在武汉上大四。接到消息后,急忙坐火车赶回家中。追悼会上,我代表家属发了言,追忆了父亲坎坷的一生,并呼吁人们要更多地理解知识分子,相信他们的报国热忱。我为我们子女拟了以下的挽联“高天明月梦魂常绕桑榆路”,“情深思远音容犹伴儿女身”。

 

从父亲查出癌症,直到他去世以后,我很长时间悲伤不能自拔,睡觉时想到他便会暗自垂泪,替他的遭遇而悲哀。大学毕业到北京工作,有一段时间我不能走远路,不能运动,稍一运动就要“拉稀”,而且还忍不住。我到北医三院,大夫一次就给开了10次量的化验单,说只要“拉”就去化验,结果什么“菌”也没查出来。后来又做了结肠镜检查,最后结论是功能性的毛病,应该是长期悲情所致。

 

我在19546岁那年的冬天随父母来到郑州,当时大人骗我是到南京玩。因为父母此前曾带我到杭州玩过一次,那时他们刚从香港归来,带着我租船在西湖里泛舟了好几天,并留下了不少的照片。

 

现在看来,杭州之行显然有笼络我的意思,因为毕竟我从小跟着外祖父母,一直不在他们身边,对他们不会那么亲。长大后,我曾经努力回忆,但仍回忆不出小时候父母的影子。

 

记得从郑州火车站到西郊国棉一厂,当时坐的是人赶的驴车。在此之前我没有见过驴,而上海话里,“驴”和“卵”的发音十分相近。“卵”是上海人经常说的带有否定语气的一个词儿,其本意应该是指男人的“那话儿”,但在这里表示“不是”或“没有”的意思,与河南人说“屌”的含意和神情一样。所以,当大人告诉我这是 “驴”时,我觉得好笑之极,以至到现在我还清楚记得这么个细节。

 

我的父亲脾气不好,可能与他陈家大少爷的身份有关。他在家里从不干家务。但我们家有一位从上海带来的老保姆。这位保姆姓张,是安徽和县人,离“环滁皆山也”的滁州很近,我们叫她“张妈”。

 

张妈个子很矮,脸上有麻子,丈夫很早就死了,她自己儿子女儿都有,只是他们都很穷,有时还要问她要钱。张妈不识字,我以前曾多次帮她写过家信。她人很聪明,虽然说一口安徽话,但知道很多谚语和口诀之类的东西,使不禁联想到鲁迅家的长妈妈。

 

张妈曾在我们家负责买菜做饭,但公社化后她也出去在社会上工作了好多年,卖个酱油、醋、酱菜什么的,直到退休后再次回来。

 

父亲去世后,我们家的生活明显下了一个大的台阶。到后来,张妈也回了老家,86岁那年在安徽去世。当时我在北京,由于工作时间不长,夫妻两地分居,经济能力较差。为此,我一直心有愧疚,因为老人为我们家服务了很长时间,可我们却没有能力来为她养老。

 

父亲尤其不好的毛病是爱在吃饭时发脾气,搞得一桌人都不愉快。我最小的弟弟本来一直在苏州跟爷爷、奶奶和小叔一起生活,后来也来到郑州,他总是吃完饭就脚底抹油——开溜。我在工作后,也讨厌住在家里,一般都是吃完饭后回单位做些事情,并在单位的宿舍里睡觉。只有我的大弟,一直都顽强地呆在家里,而且他脾气很倔,有几次和父亲发生了剧烈的冲突。

 

我父亲原来就有十二指肠溃疡的毛病,但他看医书上说,十二指肠溃疡一般不会恶变,所以放松了警惕。我想,正是由于这一内在的原因,再加上他坎坷的遭遇和不良的心情,最终导致了他的癌症。

 

特别是在他被打为“右派”的那3年里,恰逢国家遭受三年自然灾害,人们普遍吃不饱肚子,他的工资从168元减为80多元,还被从省纺织工业管理局贬到新乡去筹建那里的化纤厂。

 

那时,我正处在小学的最后一年,对政治上的事情还十分懵懂,隐约感觉到有个住同院的同班女同学在人后戚戚,还看到父亲那段时间老在看司马迁的“报任安书”。现在想来,他当时的内心应该是很苦的。

 

63年我进入郑州一中(高中),一年级时学校要为学生建立个人档案,要求每人填写自己的家庭情况和社会关系。父亲此时方将他的这段经历告诉了我,并说大鸣大放中其实他并没有提什么意见,只是对肃反中重点审查他曾经有点牢骚。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他59年被打为右派,62年就得到了平反,但工资却没有补发。记得有那么一次,他破天荒地带我和老三到人民公园东门对过的一家餐馆吃饭,席间点了好几个汤菜,其中有一个硕大的“狮子头”。后来想起,应该是和他的右派问题平反有关。

 

与几乎戴了一辈子右派帽子的其他知识分子相比,父亲算是幸运的。我在农村当民办教师时,坐在办公室靠门的地方,我的身后坐着一位老师。老师那时大概40多岁,他就是一位老右派,每月只拿28元的工资。

 

20081018,我与一帮同学故地重游(来回只用了一天的时间),以纪念我们下乡整40周年。当时,听我的学生尚春鸿告诉我,老师已经过世。也不知他后来的日子究竟过得怎样。

整个幼年时期,我是在上海随外祖父母度过的。小时的我就跟他们睡在同一张大床上。我至今还记得外祖父坐在床沿呼噜呼噜抽水烟和摇头晃脑做保健操的样子。我也记得他们带我去面馆吃面、去书场听说书(评弹)的事情。我还记得有一齣评弹名叫“珍珠塔”,但内容却一点也不记得了。我那时只对书场里卖的小吃感兴趣,有一种小吃有点像凉粉,但比凉粉更嫩、更透明,里边掺有薄荷水,吃起来甜甜的、凉凉的。

 

很多年后我知道那是用琼脂做的,与医院培养细菌用的培养基其实是一回事。因为在我下放的信阳地区我又一次吃到了它,但他们管它叫“石花粉”。这是因为,做琼脂用的原料就是石花菜——一种长在海里石头上的海藻,外形枝枝丫丫的,有点像鹿角,所以也有人叫它麒麟菜。用水发过后可以当下酒菜来吃。

 

我睡过的那张大床至今还在我大舅家中使用,只不过他们家从黄埔区搬到了普陀区,而那老屋据说已经退还给了房管局。

 

若干年前,我到复旦大学办事,专门抽空到我出生的“中华里”弄堂转了一圈,那里基本上还是原样。但我怕别人不认得我,所以没进到老屋里面去看。

 

我和复旦科教仪器厂的老师说到我的外婆家,她告诉我那一带是上海的“下只角(音)”,意思是上海市最好的地段。

 

说到童年,我最早的记忆与一次洗澡有关,但不知那时我是几岁,应该是外祖父带我去洗池浴。

 

听我老婆说,女澡堂里是没有池浴的,所以容我在这里描述一下。所谓“池浴”,一般是个方形的池子,沿池边砌了一圈“h”形的台阶,人们就坐在这台阶上泡澡,水大概能没到大人的肩膀。但那时我小,所以只能站在这个台阶上。

 

记得当时我在水中玩一条毛巾,结果不小心脱了手,怎么捞也捞不着,眼看着它慢慢沉了下去。我当时认为这条毛巾已经永远地失去了,心中懊恼得厉害。如果不是这种强烈的情绪,我想我是不可能记住这件事的。

 

前些年我就澡堂的事问过我小舅,他说那可能是福州路上的一个澡堂。福州路是与南京路平行的一条马路,旧称“四马路”,它位于南京路之南,离我们家很近。在福州路的两边曾经有很多的老字号,有些老字号(如书店和饭庄)至今还在,但不知那个澡堂今天还在不在了。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外祖父家的居住条件十分的不好。

 

其房屋结构大致是这样的:一层是我们家的厨房(阴面)和另一家的厅堂(阳面),两家的出口分别对着弄堂里的两条平行的通道,洗菜和涮拖把的池子就砌在这过道的边上,下面是排水的沟道。每天清晨,弄堂里会传出倒马桶的吆喝声和人们用力用竹刷子刷马桶声音。即便是平时,弄堂里也不时会有挑担的人走过,并传出修理东西的吆喝声和敲击声。

 

从我们家的门口进去,经过厨房,可看到左手有一个非常陡的木质楼梯和一根很粗的麻绳,沿着它向上攀爬,在右手的半道上开有一门,那是另一家的卧室。再向上爬,其左手(阴面),是我们家的亭子间,也是我们吃饭的地方。通过一小段楼梯拐过弯来,就是我外祖父母的卧室(阳面)。由于这段楼梯太过陡峭,小时的我曾经从这里拐着弯一直滚落到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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